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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

  • 来源:本站原创
  • 时间:2021/8/6 1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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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波兰]维托尔德·皮莱茨基

翻译:黄煜文

《东方历史评论》

世界上可以被称为地狱的地方屈指可数,奥斯维辛即为其一。

年9月,波兰军官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自愿前往集中营。三年间,依靠过人的体能、智慧与意志力,依靠坚定的信仰,皮莱茨基在集中营里成立了秘密组织,援助同胞,并不断向外界传递信息。

年4月,皮莱茨基死里逃生,开始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报告上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年11月出版)是其最完整的一份报告。书内详细记录了他在集中营里经历的世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1

奥斯维辛的惩罚分成几等:

最轻的惩罚是在长凳上挨打。通常是在全营点名时,在大家面前责罚。

“处罚区”准备妥当——一张长凳,上面有洞能让人把双手双脚伸进去趴着。

两名党卫军恶棍站在那里(通常是塞德勒,有时还有囚犯头子布鲁诺),犯人裸体接受惩罚,以免衣服损坏。

打的时候使用鞭子,有时则用粗棍子。

打了十几下之后,身体已经破皮。血喷了出来,接下来就像在打生肉一样。

这种惩罚我目睹了好几次。

有时要打50下,甚至75下。

有一次,惩罚居然达到下,这个可怜的犯人打到90下时就断气了。

如果受害者还活着,他必须站起来,做几下蹲跳让血液流通,然后立正,说感谢这个公正的惩罚。

再重一点的惩罚是地牢。

地牢分成两种。一般的地牢位于第13区(旧分区系统)的地窖,分成好几个囚室。犯人通常还没经过讯问就被关进来,而且要关多久完全看政治部的脸色决定,监督员与党卫军也有可能受这种惩罚。

一般地牢的囚室占了第13区地窖的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的囚室跟其他囚室没什么两样,只是没有灯光,称为“黑洞”。

在地窖走廊的末端,拐个九十度角,突然就到了尽头。

这转角过来的走廊末端,分为三种不同的地牢。它们是所谓的站立地牢。

过了墙壁的矩形开口,人们经过这道门时恐怕得弯下腰,你会看到类似橱柜的东西,80厘米见方,高2米,这样人就可以在里头轻易站直。

在棍棒的推促下,四名囚犯被送进站立地牢的“橱柜”里。柜子外头用棍棒闩住,把他们关在里面一整夜(从晚上7点到早上6点)。

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真有人看过,也有实际遭到惩罚的人至今仍活着。他们曾经与其他同志,一共八个人,受到这样的惩罚。

他们早上被放出来,然后送去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又像挤沙丁鱼一样被关进“橱柜”里一直到早上。

通常会一连关个五夜,但也有更长的例子。

有些人跟小队的“上层”毫无关系,因此通常在关个一两夜之后,就在白天工作时力竭而死。

至于白天工作时能得到监督员的允许暂且休息一下的人,往往能撑过这项惩罚。

第三种惩罚是单纯的“杆刑”,这是从奥地利人那里借来的。

负责的党卫军为了取乐,有时会旋转双手反绑在背后、吊在空中的犯人。犯人旋转时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绳索也陷进他的肉里。

压轴的是“珍珠”与他的德国牧羊犬。

有时讯问会那样进行,被吊起来的犯人会被喂食色拉酱,换言之,会喂他喝醋,免得犯人太快就昏倒了。

第四种,也就是最重的惩罚,是枪毙——一种快速的死法,因此较为人道,许多受到长期折磨的犯人都希望被枪决,好早日解脱。

但“枪毙”其实不是那么精确,比较精确的说法是“射倒”,甚至杀死。

枪毙的地点也在第13区(旧分区系统)。

第12区与第13区刚好围出一个庭院。庭院的东侧有一道墙,这道墙连接着两个区的建筑物,又称为“泪墙”。庭院的西侧也有一道墙,墙上有道门,通常是关闭的,避免人们观看。只有在活生生的受害者要进入,或运出血淋淋的尸体时,才会打开这道门。

经过这道门,通常会闻到一股屠宰场的味道。

红色的血水沿着沟渠流了出来。

这道沟渠被粉刷过,但每天几乎都有新的血水流经它雪白的两侧。

喔,如果那不是血……不是人血……不是波兰人的血……不是最优秀的波兰

人的血……那么……谁知道呢……人们也许会赞扬这种色彩的对比……

这是外面。

然而,在里面,恐怖而令人畏惧的事正在发生。

在那里,在封闭的庭院里,刽子手帕里奇——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从未打过集中营里的人(那不是他的风格)——是一连串恐怖场景的主要发令者。

受刑人排成一排,他们脱光衣服,完全裸体,一个接一个站在“泪墙”旁。帕里奇会用小口径的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结束他们的生命。

他有时也会使用用来杀牛的栓枪。

这种利用弹簧击发的栓枪会穿透头骨与脑子,把人杀死。

有时候,在地窖遭受拷问与讯问的平民会被交给帕里奇取乐。

帕里奇会命令女孩脱光衣服绕着封闭的庭院奔跑。

他站在庭院中央,好整以暇地选择受害者,然后他会一个接一个地瞄准、射击,把她们全都杀死。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轮到谁,没有人知道谁能多活几分钟,也没有人知道谁可能会被带回地窖继续接受审问。

帕里奇则是不断推陈出新。

这些场景,从第12区看得清清楚楚,几名区督导站在窗边,不让任何犯人接近看到这一幕。

窗外绕着铁丝网,但并非浓密得无法看清外面的事物,所以一切都能尽收眼底。

有一次,有一家人站在庭院的泪墙旁,这一幕被第12区的人看到了。

首先,帕里奇枪杀了父亲,在他的妻子与两名子女面前杀了他。

然后他杀了小女孩,当时她正紧握着脸色苍白的母亲的手。

另一个小孩正依偎在那不幸的妇人胸前,他一把将孩子抢过来。他抓着小孩的腿,然后用力一甩,让小孩的头撞碎在墙上。

最后,他杀死了因悲伤过度而意识不清的母亲。

有几个亲眼所见的朋友向我描述这个景象,他们说得很详细,而且内容一致,因此我毫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2

站在收容新来者的营房的角落,看着这些人刚从外在世界抵达此地,身上还沾着华沙的尘土,心中五味杂陈。

仿佛心里存在着一个以上的人格。

当中的某个人想可怜自己,渴望回到外在世界,但这样的感受只会让他感到羞耻。

另一个人比较坚强,他对于自己能克服冲动感到高兴,不像其他真实世界里的人一样只专注于琐事。然而这种高兴在这里毫无价值。

第三个人带着怜悯的心情看着,但这里的怜悯不是意义最糟糕的那种怜悯,而是某种内在、带着友善微笑、毫无顾忌地看着这些新来者。他们仍然以职业头衔与军阶称呼彼此。

老天爷!你会多快让他们知道真相,我想愈快会愈好。

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剪除知识分子,因为集中营当局接到的指令就是如此。此外,无法从事工厂工作的知识分子如果无法进入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储藏库(如工地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医院、囚犯个人财物储藏室与衣物储藏室),那么他就死定了,因为他在这里没有用处。一个知识分子也许拥有丰富的学识,但遗憾的是,有时他缺乏实际的技能。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较为柔弱,他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也吃不惯过期的食物。

很可悲,但如果我想呈现真实的集中营,我无法不提这点。

读到这段陈述的人,如果以为我是在“抹黑”知识分子,那么他可就错了。

我相信我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但这不表示我不会写出苦涩的事实。

被带到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比例缺乏生存技能。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眼前的处境,不仅要隐匿自己的职业,而且要有一套弹性做法,才能在冷酷艰苦的集中营土地上活下去。

职业的礼貌在此荡然无存,他们必须懂得看脸色。

工程师不可能待办公室,医院;哪怕是最微小的“缝隙”,他们都要好好把握,赶紧从这里钻出新来者营区,从事当局认为有用的工作,这可不是顾忌波兰人荣誉的时候。

我并非“夸大其词”,律师在这里形同废人。

最重要的是,要跟每个波兰人维持友好关系。如果对方不是混蛋的话,利用对方的协助,同时也要回报对方的恩情。

在这里,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就是结交朋友与合作……彼此帮助。

但有太多人不了解这点!

有太多利己主义者自行其是,对于这些人,你可以这么说:“鱼不帮水,水不帮鱼。”这些人一定会死。要救的人太多,救得了的人太少。

此外,很多人缺乏意志力,会吃下自己无法消化的东西,而知识分子的胃向来很弱。

“蠢货,他X的知识分子。”这是营里最常听见的辱骂的话。

从年春开始,集中营的囚犯开始使用“穆斯林”(Muselmann)这个词。

当局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虚弱、几乎走不动、形同死尸的囚犯,这个词慢慢成为常用的词汇。

集中营有首小曲是这样唱的:

“……薄如纸片的穆斯林……像旗帜般翻腾……”

这些人就站在生与……火葬场的分隔线上。

他们很难再恢复体力,医院,或者是被送到休养区(旧分区第14

区或新分区第19区),数百名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获得营方的怜悯,不用做事,只需整天排成一列站在走廊上;不过这些人光站就能把他们站死。

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第三火葬场的焚化炉3

集中营的人数持续不断增加。

当时的囚犯人数在五千到六千左右,但这不是实际数过的数字。

累积的总人数铁定超过两万人,但有一万人以上已经消失在火葬场。

集中营正以另一种方式成长,它不断增建建筑。

除了检阅场上的八个营区(这使得集中营的营区编号出现更动),集中营也往1号工业仓库的方向扩展,主营区的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一个分支机构位于所谓的“布纳”(Buna,指合成橡胶),在主营区东八千米处,囚犯在这里的工厂生产合成橡胶;另一个分支机构是新建的比尔克瑙(布热津卡)集中营,这个名字源自一棵小桦树。这座集中营又叫拉伊斯科(Rajsko),但与拉伊斯科这个村落毫无关系(比尔克瑙位于主营区西数千米处,拉伊斯科村则位于南方),这个名字纯粹只是讽刺。

成群的囚犯死在次营区的建筑工地上。

每天有数百名囚犯在早点名之前就前往布纳。他们比我们早起,却在我们结

束工作后几个小时才回营。

比尔克瑙开始建造营舍——木造的全新建筑物。

之后,噩梦般的事开始发生在比尔克瑙-拉伊斯科。

为了建造营舍,需要装框工与木匠。由于极度缺乏装框工,因此一开始需要

大量的木匠。

这意味着要在露天环境下工作,必须忍受下雨乃至于下雪,而且要遭受监督员的棍棒伺候,因为上级下令这座位于拉伊斯科的监狱必须尽快完成。

我们工厂的木匠要被送到那儿——去死。

巴尔克必须供应木匠。他其实不愿意这么做,因此他挑选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

对木匠来说,这是一段艰困的时期,而巴尔克显然也不好受。

许多木匠(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木匠前往)前去建造营舍,在露天的环境下,许多人死在工地上:不是感冒,就是累死。

因此,他总是选择最差的工匠。

他会仔细地看着我,仿佛心里想着:“要不要派他去呢?”

然而不知何故,他会沿着行列继续走下去,后面还有许多等待宣判的木匠,

他把我留在了工厂里。

在奥斯维辛,只有极少数人获得释放。

这些人通常是从华沙街头搜捕来的人,他们并未滋事。这些人多半由家人赎回,或是透过各种中间人进行交涉,有时还会与敲诈者发生冲突。或者透过家人动用外国领事馆的人脉,有人甚至能找上盖世太保帮忙。

年秋,大约有七八十名华沙人获释。

年,释放的人数非常少,秋天之前总共只有数十人。直到秋天,大约有二百人被送到“自由”区(为了释放这些人而设的区),这些人在释放之前必须先“隔离”。

这表示他们会吃到比较好的食物,好让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好看一点,显示他们并没有受虐。而那些带伤的人,医院等伤好再说,这样才不会留下证据,让外界知道奥斯维辛的囚犯过着极不人道的生活。

然而,考虑到年11月时,整个集中营囚犯编号已经超过号,只

释放了三百多人能有什么意义?

每个获释的囚犯,穿上平民的衣服之后(从个人物品的储藏室领回),不是独自一人,就是与一群人同行。他们会经过那间小木屋(邮件检查室就在这里),党卫军会向他们道别,并向他们明白表示,自由之后,绝对不要提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

如果有人问起奥斯维辛的事,囚犯会回答说:“你自己去一趟就知道了!”(一个幼稚的建议。)

此外,如果德国当局知道获释者未能守口如瓶,那么他很快就会回奥斯维辛报到(这一点相当可信,因为这些获释者确实到死都不愿吐实)。

我现在在奥斯维辛玩的游戏相当危险。

这句话无法真正传达现实;事实上,我做的事已经远超过真实世界的人眼中

所谓的危险,光是穿过铁丝网进入集中营就已经不是危险可以形容。

事实上,我已完全投入自己开启的工作,而且此时正是加快计划脚步的时候,因此我确实开始担心我的家人很可能将我赎出去而打断我的计划,因为我没有前科,而且又是街头搜捕来的。

所以,在不能透露我的工作的状况下,我写信给家人,告诉他们一切安好,不需要为我费心,我想继续待在这里。我能否出去,就由命运来决定。

我收到一封回信,是雅内克·W.写的,他知道我身在何处之后感到良心不安,因此一直问人:“为什么他要去?”然而,他还是坚守原则,当我的家人寻求帮助,希望把我赎出去时,雅内克·W.还是狠下心来说他没钱帮我。

我发现一个方式,可以寄用波兰文写的信给家人。

我有个年轻朋友47号(姓名不详)到镇上工作,他设法跟当地人接触,透过对方将我的两封信寄给家人。

我的信后来被转寄到(国家军)最高司令部。

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些过去在华沙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我在年初在奥斯维辛也结识了斯塔赫48号(Stanis?awOzimek),他后来被送到集中营外的采石场;年夏认识了雅内克49号(JanDangel),他后来生病,我们设法把他送往达豪(Dachau),当地的集中营要比奥斯维辛好些。

一连串的逃亡事件,使当局决定采取连坐法,从春开始,只要有一人逃亡成功,就要枪毙十名囚犯。

因为有一人逃亡而必须选出十人受死,这对全营的人来说是个艰困的时刻,对出事的营区来说尤其如此。

当时,我们组织采取明确反对脱逃的立场。

我们不会策划逃亡,而且还会阻止有人产生这种念头,因为这是极为自私的想法。一直到了集中营出现重大变化,我们才改变方针。

至少在目前为止,任何个人冒险脱逃的行为,都与我们组织无关。

集中营司令官与他的随员来到逃亡者住的营区前面,此时该区囚犯已站成十排。司令官巡视每一排,然后挑出他想处死的囚犯。

巡视过的那一排“向前走五步”,让司令官巡视下一排。

有些排会被挑出几个人,有些排完全没有人被选上。

看起来视死如归的家伙通常不会被选中。

有些人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感,有时司令官与随员才刚走过去,他居然自己出列,这种人通常会被送去处决。

有一回,一名年轻囚犯被选中了,但一名老人,他是个教士,自己出列要求司令官让他代替这名年轻男子。

这是个震撼人心的时刻,整个营区的空气都冻结住了。

司令官同意。

这位英雄教士赴死,而年轻的犯人入列。

政治部冷酷地进行他们的工作——为了“外头”的事件而杀害囚犯。

当局特别喜欢挑波兰的传统节日对波兰人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在某些日子会有较多的人被“挑选”出来处决,这似乎成了定例,例如5月3日与11月11日,此外还有额外的红利,3月19日也有许多波兰人被枪毙。

4

德国与布尔什维克战争的爆发(年6月),除了让我们长久期待的心情获得满足与喜悦,眼下对集中营来说似乎没带来多少改变。

一些党卫军开赴前线。取代他们的是老年人。

直到年8月,这场新战争才影响到我们,与其他事情一样,它带来的是恐怖的回音。

第一批布尔什维克战俘,这个时候还仅限军官,他们被带进集中营,大约有七百人被关进第13区(新分区的第11区)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人挤人,连坐的空间都没有,然后就把房间封起来(我们当时还没有毒气室)。

同一天晚上,一群德国士兵在一名军官率领下抵达营区。

德国队伍进到房间里,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然后丢了一些毒气罐在房里,并且观察结果。

担任护士的同志第二天去清理尸体,他们说那是一幅恐怖的景象。

人紧紧堆在一起,即使死亡,尸体也未倒下,有些是挂着或彼此倚着。他们的手臂交缠,很难将尸体分开。

从他们的制服,以及施放毒气时的队形来判断,这些人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高级军官。

这是第一次,集中营开始施放氰化氢这种毒气。

最早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是19号。

这件事令他感到十分苦恼,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这种做法迟早会用在其他人

身上,或许就是囚犯。

当时,这看起来仍不太可能。

在此同时,集中营又开始除虱(年夏),之后,所有木匠都被分到相同

的营区:第3区一楼。

我们分配到双层床铺,因为这时几乎整个集中营,一区接着一区逐步换成双

层床铺。

这给予了管理人员与党卫军取乐的机会。

新床铺整洁的维护比在军官学校更为严格,因此出现更多的羞辱与殴打。

然后(9月),有些木匠(包括我)搬到了第12区(新分区),10月,又搬到第25区(新分区,原本的第17区)。

就是在这里,11月时在第25区,我在早点名前走到营区前面,刮面的冷风加上雨雪,令人很不舒服,此时我看见了惊人的景象。

我看见,在双重铁丝网围墙的另一边,距离约步,有一群完全赤裸的人排成“百人队”的队形。同样是二十人一排,共分五排,德国士兵用枪托催促着他们快快排好。

我数出有八个“百人队”,但队伍前头已经挤进建筑物的门口,也许有数百人已经进到建筑物里。

他们进去的建筑物是火葬场。

这些是布尔什维克的战俘。

我日后得知,这里超过了一千人。

显然,人可以一直保持天真,直到死那天为止。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在发内衣与衣物给战俘,只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在火葬场,以及为什么要利用火葬场里宝贵的工作时间来发放这些物品。我们的同志一天三班二十四小时不断在火葬场工作,已经赶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

原来,直接将他们带到那里,目的是节省时间。

大门关上。

从上方丢进一到两个毒气罐,然后将扭曲的尸体快速丢进已经烧热的火炉里。

直接把他们送去火葬场,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奥斯维辛没有准备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战俘,因此上级下令尽快将这些人解决掉。

日渐拥挤的集中营里匆促地设起栅栏,把九个营区分配给布尔什维克战俘。

死亡营的行政单位也随之设立。

营区发布消息,凡是懂俄语的人,可以在战俘营担任室长,甚至担任监督员。

我们的组织对于这种做法抱持轻视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蔑视提供服务协助杀害战俘的人。当局只是乐于利用波兰人来帮他们做这种肮脏事。

栅栏很快就建好了,布尔什维克的集中营于焉完成。

隔开集中营的栅栏,中间有一道门,上面挂了一个大告示:“战俘营”。

我们日后发现,德国监督员与党卫军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杀死这些布尔什维克战俘,就跟他们当初杀死我们一样。年年底,他们带了名战俘入营(我从总办公室得知这个数字),但一个冬天过后,人已经被杀光了。

幸存的数十人,都是接受了龌龊的任务,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杀害自己的同志、波兰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此外,还有数百人接受了游击队的工作,德国当局让他们穿上制服接受训练,给予充足的饮食,然后让他们在苏联境内担任游击任务。

这些人住在奥斯维辛小镇附近的军营里。

其余的人则被送去工作,他们必须承受殴打、饥饿与寒冻,最后死亡。

有时在晚上或早上,他们被迫穿着内衣或赤裸着站在营区前几个小时。

一旁观看的德国人会奚落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人理应不怕寒冷。

我们可以听见这些即将被冻死者的叫喊声。

这段时期,我们所在的集中营的气氛变得比较轻松,当局不像过去那样不断想办法要把我们整死,因为他们现在把所有的怒气与精力全发泄在布尔什维克集中营里。

集中营早期敲打铁棒,发出“锣”一样的声响(用来点名与检阅),此时已改用钟声代替,钟就挂在厨房旁的柱子之间。

这口钟是从某间教堂搬过来的。

钟上刻着:“耶稣,玛丽,约瑟夫。”

过了一段时间,钟裂了。

囚犯说那是因为它无法忍受眼前的景象。

又搬来一口钟,很快又裂了。

然后搬来第三口钟(教堂还有很多钟),这回他们小心使用。这口钟于是撑到最后。

教堂的钟声有时会唤起许多情感。

有时候,我们在晚点名时看着傍晚的景色,若不是杀人的气息笼罩着我们,相信那会是个令人陶醉的景象。

落日余晖为天空与云朵染上绚烂的色彩,然后集中营的警报声响起,发出恐怖的呜咽声,警告所有哨兵不可擅离外安全区的瞭望塔,因为有一两名人犯失踪了。

这对我们是个不祥的警告,因为接下来每十名囚犯要挑一人出来受死。而就算不做“死亡选择”,“惩罚检阅”也会让人暴露在寒冻之中,必须忍受冷至骨髓的痛苦。

或者,有时候,我们像礼兵一样站着,仿佛向受害者致敬似的。他的手被绑住,在绞刑台旁等待,然后上了套索……突然间,现场一阵死寂,远方传来抚慰人心的钟声。某个不知名的教堂正在敲钟。

那钟声感觉贴近内心,却又遥不可及……因为,那是从集中营外头的世界传来的……

外头的人生活、祈祷、犯罪;只是不知他们的罪该如何论处,如果与集中营相比的话。

5

3月之后,整个年就再也没有人获释。因为当局不希望太多曾经目睹奥斯维辛现状的人返回现实世界,特别是那些目睹年开始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的人。

终于,第一批女性——娼妓与罪犯——被从德国监狱运来奥斯维辛,她们居住的营区与我们隔了一道高墙。这些女人将接受训练成为集中营干部,以协助管理日后即将被运来的大批女性“政治犯”。

在拉伊斯科,可以每日使用的毒气室正式启用。

(年)3月16日,有名波兰女性被运来集中营。

她们对着列队走进集中营的囚犯微笑。

这张奥斯威辛博物馆的囚犯身份照片,被摄者是波兰的14岁女孩蔡斯拉瓦·科沃卡。年12月她和母亲一起被送进集中营,均在不到三个月内死亡

经过一番讯问与严刑拷打(这点无人可以确认)之后,当晚一车车的尸体被运到火葬场。这些尸体都已支离破碎,看得出来头颅、双手与乳房都已被割了下来。

旧的火葬场已不足以处理主营区的尸体,更甭说还有拉伊斯科的部分。(火葬场的烟囱建于年,因为持续焚尸产生的高温而龟裂崩塌,现在又建了新的烟囱。)

于是只能挖个大坑草草掩埋尸体,而挖坑的工作就交给犹太人组成的工作小队来进行。

在拉伊斯科-比尔克瑙,装有电炉的两座新火葬场正在赶工兴建。

工地办公室拟定了计划。

在工地办公室的伙伴说,每座火葬场有八个燃烧室,每个燃烧室可以容纳两具尸体。

电炉焚化需要三分钟。

这项计划被呈送到柏林。

获得批准之后,计划被发还奥斯维辛,并且附加一道命令,要求在2月1日开始正式运转。之后又改为3月1日,而到了3月一切才准备就绪。

现在,火葬场终于可以全面运转了。

上级下令,要把所有先前屠杀的证据全毁灭掉。于是当局开始把之前掩埋的尸体全挖出来,总计数量约有数万。

尸体都已经腐烂分解。乱葬坑一经挖掘,可怕的腐臭味随即四散开来。

负责挖掘时间较久的乱葬坑的人,必须戴上防毒面具。

这项地狱般的工作,规模超乎想象的庞大。

每天有超过一千名刚运来集中营的人被送进毒气室,尸体则被送到新火葬场焚化。

他们使用起重机从乱葬坑里抓起尸体,并且直接用吊钩往支离破碎的尸骸堆里铲。

有些地方喷涌出恶臭的脓汁。

起重机硬生生把尸体铲开运走,留下的零碎尸块则被以徒手方式拿到由尸体与木头碎片交叠起来的尸堆上。

他们直接焚烧尸堆,有时还会淋上大量汽油……

尸堆日夜不停地焚烧,如此持续了两个半月,奥斯维辛周边地区弥漫着燃烧人肉与人骨的臭味。

负责处理尸堆的工作小队,清一色由犹太人组成,而他们只能活两个星期。然后这些犹太人会被送进毒气室,由其他新抵达的犹太人组成的工作小队处理掉。后者不知道自己只能活两个星期,还盼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美丽的欧洲七叶树与苹果树开始欣欣向荣。

在一年的这个时节,春季,犯人总是强烈感受到自己遭受监禁的现实。

当沿着灰色道路朝制革工厂列队行进时,脚下扬起了尘土,我们看见黎明美丽的红光在果树的白花与路旁青绿的枝丫间闪烁着。或者回程时,我们看见年轻夫妻悠闲漫步,呼吸春日的气息,或者看见母亲宁静地推着婴儿车——然后,某个令人浑身不舒服的想法浮现脑际……不断地盘旋,顽固地想为这个不可解的问题寻求解答:

我们都是……人吗?

那些走在花丛中的,与那些朝毒气室走去的,都同样是人吗?

那些手中的枪支上了刺刀,走在我们旁边的家伙……与我们——数年来一直遭受诅咒的不幸者,都同样是人吗?

营方首度收容了大批女性囚犯,让她们住在隔离区(第1到第10区,新分区)。

不久,女性囚犯一批批地到来。

德国、犹太与波兰女性被运到此地。

她们全交由犯罪者看管:第一批来到此地的娼妓与普通罪犯。

除了德国人,其余女囚必须剃光头发与体毛。

这项工作由男性理发师来执行。

这些理发师很久没看到女人,因此一开始兴致勃勃,然而不久他们就感到厌烦疲惫。原本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此时完全填满了嫌恶与恶心。

女性在集中营里受到的待遇与男性没有两样。

女性未曾领教过集中营早期的杀戮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在男性集中营已经改弦易辙。然而许多活动都足以让女囚丢了性命,例如冒着寒冻雨雪在露天工作,从事缺乏休息的重劳动,以及点名检阅。

我们每天都会看见同一批女囚列队而出,分别前往不同的工作地点。

我们可以认出几个人的身影,她们的头与小脸蛋。

起初,她们勉强能够支撑,但不久,这些女孩的眼神便丧失了光彩,她们的笑容不见了,脚步也不再轻盈。

有些人还勉强带着笑容,但似乎是在苦中作乐。

她们的形容枯槁,眼神充满动物性的饥饿,她们已经成了集中营的产物:行尸走肉半死不活之人。

我们发现我们熟悉的脸孔逐渐从这些“五人队”中消失。

这群说是去工作,其实是去送死的女囚,旁边同样有一群“貌似人类的生物”戒护,他们穿着德军“英雄式”制服,并且牵着狗。

在野外,由两个或一个“英雄”监视数百名女性,旁边有狗守着。

她们的身体虚弱,已无脱逃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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