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客座教授。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乐腔》《笔记的笔记》《太平里的广记》《连山》《而已》等二十种。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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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路5号是桐庐的“中南海”。
年8月,而立之年的我,进了“中南海”。此前,我已经在“美院”教了七年书。“美院”就是毕浦中学,地处毕浦乡政府所在地的阳普村,校园原是中国美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合工农兵下乡的一个校区,中国美院为什么要在那里结合工农兵,我不太清楚,阳普只有农,两间工厂,更没有兵,但学校搬回杭州后,他们要求桐庐县政府办一所县属高中,这就有了毕浦中学,当地人习惯喊“美院”。
我在“美院”教高中语文,最后一年,还兼着教务处副主任。
“美院”许多的人和事,留给我很愉快的记忆。我内心里是极想做教师的,这七年里,已经出版两本语文类的书,在一些语文期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自我觉得做一个优秀教师不成问题。但阳普没有幼儿园,而陆地同学已经四虚岁了,有一天,他翻完一本小人书,歪着小脑袋忽然问我:爸爸,我问你,天大还是地大?我一惊,唉,这小子应该读幼儿园了。
这大约是我进圆通路5号的最初缘由,因为“中南海”边上,有县机关幼儿园,那里的设施、师资,都是县里最好的,许多家长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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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路5号其实是一个靠山的大坡院,山叫舞象山,也像一把稳稳的太师椅,座位阔深,扶手两边皆为山,山顶有电视转播塔,林深竹茂,还经常有野猪出入。有次,一只两百多斤重的野猪很从容地下山来,慢悠悠散步到边上的第二小学,弄得学校都报了。
一层一层往太师椅的座位里走,密树浓荫下,往往藏着一幢楼。数株几百年的老樟树,它们粗壮发达,浓荫密盖;水杉参天,霸道得很;饱经风霜的朴树,一看就知道它们活过好几个世纪了;而一些桂花树,则闲闲地散落在角角落落,只有花开才是它们的节日;玉兰树,花如玉,叶皮极厚。好多树认不出来,即便是盛夏,这里面都相当阴凉。正中间最大的一幢是政府楼,坡后面一幢是县委楼,边上的各个小楼里有不少的部委办局。我在县委楼,一楼是县委办公室,二楼是县委领导,三楼右边是我们宣传部,左边是政策研究室。
一头摸进圆通路5号,神秘和好奇兼具。进进出出的干部们,大多拎着个包,我估摸包里应该有不少重要文件。他们脸上都挺严肃,没人和我打招呼,宣传部的陈玉萍请我吃了第一顿午饭,她是我弟的大学同学。几百人的机关食堂,吃饭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你招呼我,我招呼你,说工作,谈生活,热闹异常,我尽量竖起耳朵倾听。
宣传部只有十来位干部,第一天差不多都认识了。
部长陆安玉,她是县委常委,比较严肃,平时脸上不太有笑容,但笑声爽朗清脆;两位副部长,管理论的副部长孙维耀,原来是杭州知青,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和我讲杭州话,慢条斯理,每每我都仔细听,因为我和他说的分水话,有点像杭州话,但要硬得多,我是在咂摸他的杭州音呢;管宣传的副部长潘露森,身高目测一米八以上,军人出身,讲话大大咧咧,酒量极好,走起路来,身后都带着一阵旋风。宣传部下面有四个科室:办公室、宣传科、理论科、编辑室,各科人数均精干,科长和科员,我进理论科当科员。我也不知道理论科具体干点啥,只知道我的身份从老师变成科员了。
宣传部还有两位老同志,印象深刻。
一位是申屠丹荣,他和我爸差不多年纪,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编书。这个时候,他已经编辑了好几本关于桐庐诗文的书了,比如《富春江诗集》《富春江文集》。我有时甚至想,在桐庐的中小学里,应该有一门“桐庐诗文”的课程。后来,我和程春明、董利荣兄曾经商量过,编一本富春江诗文的赏析集,搞清楚这些写桐庐诗文的来龙去脉,分析诗文中的亮点,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都已经动手写了样稿,只可惜大家诸事繁忙,加上功力欠缺,终没能做成此事。
另一位是潘寿凯老师,他是桐庐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师,宣传部聘来管理图书室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任领导决定设立图书室,但这个决定实在太英明了,有图书室的单位一定不多。图书室的书还不少,每次来新书,潘老师都要和我打招呼:春祥,来新书了。他知道我喜欢书。
年的前后几年,正是东欧剧变时期,我进理论科,第一件事就是上课,政治形势讲座,各单位只要有需求,都要去讲,讲国际形势,讲剧变原因,讲解体的教训。一个语文老师,讲政治课,开始极不习惯,自觉讲得枯燥无味,好在基本功还有,声音清晰,语速稳定,层次清楚,这就行了嘛,领导也经常从对方单位得到信息,这个人理论还行。
而于我,却有点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
年2月,富春江边,和学生合影。年8月,我就是教完这一届学生才调到圆通路5号的。时光如梭,当年的高中生,也都拖儿带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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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主任胡泰法,小个子,戴眼镜,头发总是打理得很整洁,讲话也细声细气,他主编《桐庐宣传》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从部队转业,书法水平不错,桐庐街上他题的招牌名也经常看见。机关里待久了,就要想办法上一个台阶,这几乎是每个机关干部的正常想法。我有空常去他办公室坐坐,闲聊得多了,我发现,他想要换岗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认为我可以接他的班,我写过书,非常合适做编辑,而此前他走不了的原因,领导对他说就是没人接他的班。
年5月,胡泰法升职,去党史办做副主任,陆部长也算人尽其才,让我接手编《桐庐宣传》。
这是一张四开的白报纸,半月一期,每期四版。开始几期,主要是适应和熟悉,对我来说,编稿写稿都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麻烦是画版和排版,这确实是技术问题。
每期稿子编完,每个版都要画版,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认识字体字号线条的。字体只有可怜的宋体、黑体、楷体几类,字号倒是从新五号到初号大号都有。画版的难题是,每篇文章的标题、字数都要精确算出,然后,再根据字号的大小来确定标题和版面所占的位置,多一个字也不行,不按计算器,心里都没底。除了技术,版面还有美化问题,标题不碰头,特别是头版,头条、报眼、题前、倒头条,还有图片,都要妥善安置。
常去桐庐印刷厂,那几个排版工,对我有相当的忍耐心,因为我什么都新鲜,密密麻麻的铅字,一版版排列着,黑乎乎的如一群蚂蚁叮在壁上。我对他们敬佩得不得了,这些字是反的呀,而他们拿着稿子,一个一个很快拣出来。我给通讯员讲课时,常常浮现排字工人排版的镜头,一再叮嘱大家,稿子要整齐清晰,能短点就短点。后来一想,咦,这个技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早就记载了。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版。他的做法是,用胶泥刻字,刻的字薄得像铜钱边沿一样,每个字做成一个印,用火烧使其坚硬。
回家一翻书,果真,沈括写得很清楚。毕昇预先设置一块铁板,将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物品制成的药料覆盖在上面,想要印书的时候,就用一个铁质模子放到铁板上,将字一个个排列好,排满一铁模子就是一版,再拿到火上烤,当药料稍微熔化的时候,就用一个平板按在字面上,于是字印就像磨刀石一样平了。如果只印两三本书,还看不出这种印刷方法的简便,如果印几十本以至成百上千本,那就极为神速。
读到这些,我又不禁叹气,唉,电脑出现以前,我们的印刷技术,比毕昇的活字印刷真是高明不到哪里去,我眼前的印刷车间,一会儿就变成了数千年前宋朝的印书作坊了。
插一段。
高个子的潘副部长,没多久就调到一个大镇去做镇党委书记了,接替他的是朱芝云,原来是文化局副局长。朱部长也是杭州知青,能说会写,她主要写故事,还是省作协会员,一口磁磁的杭州话,很好听,她夹烟的样子蛮优雅。有一个笑话说,她下基层,人家发烟,一圈下来,只发给男的,过了一会,她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一边默默地从袋里抽出一根烟,啪的一声点燃,依然很享受地记着笔记。那个领导,以后逢人就说,以后发烟,千万不要错过女的。
朱部长,直接分管我这一块,审稿时,她夹着烟盯着版面,我就坐在她对面看着,烟圈从她脸上袅袅飘过,偶尔会嘀咕一下,标题上改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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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走进圆通路5号,脑子里就会不断闪出一个念头,我要做一张真正的报纸,因为,周边县市已经出现了《萧山日报》《建德报》《淳安报》,它们深深吸引着我。
几期过后,我就向朱、陆部长汇报,想将《桐庐宣传》改成《桐庐报》。我查过档案的,桐庐民国时期就出过《桐庐时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也办过《桐庐报》,大院里报道组待过的两位老先生,以前还参与过《桐庐报》的采编工作,他们提供了不少信息,说郭沫若先生曾经为《桐庐报》题过报头。
部长们眼光远大,立即同意,以《桐庐宣传》为基础,创办《桐庐报》,并请潘寿凯老师协助我做一些校对工作。
先出一期试刊号。即是试刊,也必须像模像样,彩色,电脑制作。报眼里的“致读者”,我紧紧抓住一句话展开:欲知桐庐事,请看《桐庐报》。我读的中文系,没有学过新闻,也没怎么写过新闻报道,但新闻的基本原则还是知道的,越是和自己贴近的报纸,越有人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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